元代瓷器 有的不只是顏值

2019-11-27來源:中國收藏作者:宇哲

作為元代重要的物質文化載體,元代瓷器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浮梁磁局的設立,是元代政治秩序作用于手工業生產的直接證據。

  作為元代重要的物質文化載體,元代瓷器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浮梁磁局的設立,是元代政治秩序作用于手工業生產的直接證據。龍泉窯青瓷、景德鎮青花瓷、青白瓷及福建地區窯場產品廣泛分布于東亞、東南亞、西亞乃至東非地區,與時人汪大淵《島夷志略》中記載的貿易地點相吻合,是研究元代海外貿易史的重要佐證。對外交流。

元代瓷器 有的不只是顏值

  對外交流

  元朝與外部世界連接的通路有兩條,一條是以古代絲綢之路為基礎的陸路,一條是沿襲了宋代海外貿易路線的海路。交通的暢通使中國與世界前所未有地聯系起來。

  東亞地區的對外交往活動以高麗和日本為主。高麗作為元代的藩屬國,兩國的文化、經濟交流空前密切,理學思想和大量的文獻典籍在這一時期傳人高麗地區。中日兩國則由于忽必烈時期兩次對日戰爭的緣故,始終沒有建立官方莊來,但圍繞瓷器、香藥、書籍等商品的民間貿易活動卻從未停止。東南亞地區的一些國家也與元朝建立了聯系。今越南的安南和占城都與元發生過戰爭,最終入貢稱臣。元貞二年,元成宗派遣使團前往詔諭真臘,即今天的柬埔寨地區,使團成員周達觀根據見聞寫下《真臘風土記》,為后世留下吳哥時期柬埔寨的豐富資料。

  與西方世界的交往在元代還不是一種普遍的行為,較有代表性的是馬可波羅西行與景教的傳播。《馬可·波羅行記》不僅記錄了元朝初年中國的社會風貌,更極大豐富了歐洲人的地理知識。在忽必烈一統中國后,景教恢復傳播,羅馬教士赴中國傳教的活動成為了中國與歐洲地區聯系的重要紐帶。

元代瓷器 有的不只是顏值

  兼收并蓄

  元代瓷器作為元代物質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直接反映,不僅繼承了唐宋以來的器物造型和生產工藝,并且融合了伊斯蘭文化因素、蒙古草原文化因素及藏傳佛教文化因素,催生出數量繁多的器物造型、紋飾和裝飾手法。作為元代瓷器代表性產品的元青花瓷器,原料使用來自西亞地區的鉆料,裝飾工藝上繼承了磁州窯、吉州窯的釉下彩繪技術,器型部分借鑒游牧民族的生活器具,紋飾大量使用伊斯蘭文化、藏傳佛教文化的主題,體現了極高的多元文化價值。

  在世界工藝史上,伊斯蘭文化藝術為東西方制瓷技術的交流產生了很大影響。元代瓷器中,最能體現伊斯蘭文化因素的即元青花瓷器。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元青花瓷器是伊斯蘭工匠直接參與瓷器燒造的產物。元代許有壬《馬合馬哈碑》記載:“西域有國,大食故壤,地產珍異,戶饒良匠,將給將作,以實內帑。”根據元代的匠籍制度,官匠在政府管理部門的支配下遷徙流動,其中的優秀工匠完全有可能在浮梁磁局管理下的窯場直接參與陶瓷生產。而且,生產元青花瓷器所用“蘇麻離青”鉆料目前已證實由阿拉伯地區傳人中國。迄今所見元青花瓷器中,存在明顯帶有伊斯蘭文化特征的器型,如大盤、大碗、器座、高足碗、扁壺、八棱器、鳳首壺等。典型元青花的裝飾以層次豐富,布局嚴謹,圖案滿密為特點。其相比于中國傳統繪畫風格,更符合伊斯蘭裝飾藝術的特點。元青花的的裝飾主題中,埴物紋多為有規律呈蔓延狀的花、果、葉、草等植物圖案,明顯受到“阿拉伯式花紋”風格的影響。

  元代的瓷器,尤其是餐飲器具,往往器型大、胎體厚。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對元代瓷器的整體特征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作為蒙古貴族生活用器的金銀器也對元代瓷器的器型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為了滿足蒙古人的生活需求,部分元青花瓷器即以蒙古人的生活器具為藍本燒造,如扁壺、高足杯等。紋飾上,元晚期的青花瓷器使用了部分元代官服的裝飾圖樣,如蘆雁紋、滿池嬌等。元代官服歸將作院掌管,而浮梁磁局的最上級管理單位亦為將作院,因此可以使用造作機構熟知的既定圖形用于瓷器生產。

元代瓷器 有的不只是顏值

  獨特審美

  元代瓷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兩宋文人崇尚高雅素凈之審美,尤其是單色釉瓷方面,無論是器型或釉色,不少因襲舊制。元代的單色釉瓷器在宋代的基礎上持續發展,主要包括龍泉窯青瓷、景德鎮窯青白瓷、福廣地區產單色釉瓷等,在整個元代穩定生產并大量出口海外。其中,有些器型幾乎完全因襲宋制,如元代龍泉窯玉壺春瓶、雙魚盞、景德鎮窯青白釉盤等,可見在元人的日常審美態度中,仍一定程度上延續著宋代仕人階層欣賞潔瑩高雅風格的審美意趣,精致瑩潤的審美意趣仍繼續流行。

  經宋金兩代,陶瓷彩繪藝術在磁州窯得到充分的發展成熟,白地黑花繪畫藝術,為元青花的崛起創造了前提。元代以后,以青花為代表的釉下彩瓷藝術大放異彩,很快被社會各階層廣泛接受,成為了雅俗共賞的流行瓷品,一時間風靡海內外。“青花”也因此成為了元朝最具代表性的藝術符號,開辭了全新的陶瓷藝術風尚。元青花的崛起,宣告了古人的主流審美從追求素雅瑩潔、類玉類冰的婉約態勢,轉變為追求華麗繁美、敦厚豪邁的奔放意趣,這種審美觀念的轉變,為明清瓷器的發展打下基礎。

  元青花得以大力推崇,與蒙古和伊斯蘭文化中“尚白”“尚藍”的審美觀點密不可分。時人陶宗儀所著《南村輟耕錄》,記錄蒙古人崇尚白色,“國俗尚白,以白為吉”,元代宮廷建筑,“延華閣五間,……白琉璃瓦覆,青琉璃瓦飾其檐”。《新唐書》載:波斯“丈夫祝發……青白為巾帔”等。

  元青花的圖案紋飾為我們了解當時人們的社會風俗、審美喜好等亦提供了豐富的資料,雖然其器型和紋飾一定程度上受到西亞伊斯蘭文化的影響,例如八棱瓶、四系扁壺、菱口盤等造型幾乎完全模仿了伊斯蘭國家一些金銀器樣式。但隨著蒙古人對中原文化的進一步了解和接受,元青花上仍保存了大量本土題材的裝飾,如龍鳳紋、滿池嬌圖案等。

  以氧化銅料為主要發色劑的釉里紅瓷器,是這個時期與青花瓷器比翼生輝的新型瓷品,亦屬于釉下彩繪瓷。由于氧化銅在高溫下對窯室的燒成氣氛比青花料中的氧化鉆更為敏感,形成條件更加嚴苛,紅色極易“燒飛”或變黑,因此發色鮮艷、圖案清晰的元代釉里紅產品,在當時更是尤為珍貴。與此同時,顏色釉的進一步發展,也是這一時期新釉種技術研發的重要突破。如磁州窯出現了少量白地黑花彩外罩孔雀綠釉的新型裝飾、景德鎮也創造出高溫藍釉彩等,為明代顏色釉瓷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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